东亚地区的地缘安全格局正受到一系列危险挑衅行为的冲击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从将台湾问题与日本所谓“生存危机”挂钩，到放任地方议会鼓动登上钓鱼岛，再到渲染“中国军事威胁”以推动扩军和修宪，这一连串密集举动不仅导致中日关系陷入低谷，更使东亚濒临冲突的险境。

高市早苗的挑衅行径，实质上是一场经过精心设计的“制造危机”政治操作。2025年11月7日，她在国会答辩中无视内阁官房的明确建议——原本只需表示“台海和平关系到日本稳定”，却擅自将台湾问题与日本的“存亡危机事态”直接关联，暗示可能采取武力干预。

钓鱼岛成为此次“危机造势”的新目标。12月15日，日本石垣市议会以绝对多数通过了“强行登岛”的决议，这一看似地方层面的举动，实际上是高市当局默许甚至鼓励的试探行为。此前，日本海上保安厅已多次派遣“瑞宝丸”号渔船夜间闯入中国领海，企图突破中国海警的防线，但均被迅速驱逐。高市政府的意图显而易见：钓鱼岛作为战略要冲，不仅涉及油气和渔业资源，还能煽动国内民族主义情绪——通过将中国的合法维权刻画为“侵略”，既能转移民众对经济问题的关注，又能讨好右翼势力，为推进修宪、增加防务开支积累政治筹码。这种将领土争议工具化的短视做法，无疑是在东亚安全局势中埋下隐患。

更为危险的是，高市的挑衅正在加速日本军力“正常化”的进程。2025财年，日本防卫预算已猛增至11万亿日元，占GDP比例超过2%，达到战后最高水平。在“中国威胁论”的幌子下，日本不仅升级了F-2战斗机搭载的ASM-2反舰导弹，模拟攻击中国航母，还计划将12式岸舰导弹的射程提升至1500公里，使其能够覆盖东亚重要海域。

面对日本的不断进逼，中国的回应迅速而果断，形成了“外交与军事”双管齐下的应对策略。在联合国安理会，傅聪大使以历史和法理为依据，严厉批评高市的言论是“军国主义复苏的危险征兆”，使日本在国际舆论中陷入孤立；在东海，中国海警常态化执行海域管控任务，对“瑞宝丸”号等挑衅船只实施精准驱离，展现了维护领土主权的坚定意志；在黄海和东海，中国海军频繁开展实战化演习，歼-16、轰-6K等战机与舰艇协同作战，构建起多层次的防御体系。

中俄战略协作的加强，使高市当局面临“两线压力”。2025年12月，就在日本航空自卫队出动12架F-2战斗机，搭载48枚反舰导弹模拟攻击辽宁舰的同时，中俄联合战略巡航机群直逼日本本土：2架轰-6K、2架图-95MS轰炸机在8架歼-16和2架苏-30战机的护航下，穿越宫古海峡逼近四国岛以南400公里空域，距离东京仅760公里。俄罗斯的坚定支持，不仅是对中国的战略策应，更是对日本右倾化趋势的明确警告——作为同样在二战中遭受法西斯侵略的大国，俄罗斯绝不会容忍军国主义卷土重来，中俄的联合行动构筑了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“安全防线”。

美日同盟的微妙裂痕，使得日本的挑衅行为更显孤立。在联合国安理会，美国对日本的涉台错误言论选择沉默，背后是特朗普政府的战略考量——中美正处于经贸、气候变化等多领域谈判的关键阶段，美方不愿因日本的冒险举动而与中国彻底对立，甚至已私下告诫高市“避免激化敏感议题”。这种“舍车保帅”的态度，让日本深刻体会到盟友关系的实用主义本质：美国需要日本作为牵制中国的“棋子”，但绝不愿让日本成为引发冲突的“火药桶”。高市原本指望借助美日同盟为其挑衅行为撑腰，却发现自己陷入“美国口头支持、实际缺席”的窘境，这种战略误判可能让日本承受严重后果。

展望未来，东亚局势的风险仍在不断累积。如果高市当局继续推行强硬路线，钓鱼岛方向的挑衅可能进一步加剧，甚至引发中日之间的直接对抗；日本的扩军修宪若突破关键门槛，可能触发地区军备竞赛，使曾经的“和平之海”变为“对峙之海”。而中美日三角关系的复杂化，更增加了局势的不确定性——美国的模糊政策可能加大误判风险，中俄的战略协作将进一步限制日本的行动空间，各方亟需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，以防意外事件导致冲突爆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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